当然，诸葛亮北伐成败，是刘备的身后事了。
刘备托孤安排后事以后，病情不见好转，又给太子刘禅留下了一封遗诏。
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刘备的遗诏，与曹操临终时的分香卖履一样，都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。无论是英雄还是奸雄，在临终时都不需要伪装，也没必要忽悠自己的儿子。为了更好地认识刘备，我们有必要将这份遗诏摘录如下：
朕初疾但下痢耳，后转杂他病，殆不自济。人五十不称夭，年已六十有余，何所复恨，不复自伤，但以卿兄弟为念。射君（射援）到，说丞相叹卿智量，甚大增修，过于所望，审能如此，吾复何忧！勉之，勉之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能服于人。汝父德薄，勿效之。可读《汉书》《礼记》，闲暇历观诸子及《六韬》《商君书》，益人意智。闻丞相为写《申》《韩》《管子》《六韬》一通已毕，未送，道亡，可自更求闻达。
诏书中除了刘备看待死亡的坦然，最有名的是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“惟贤惟德，能服于人”两句，这是刘备人生的经验总结，教育儿子怎样做人，乃至怎样做一个贤德的君主。
但刘禅让刘备深深地失望了。
刘禅的问题不只是刘备已经看出的才能平平那么简单，他还在日后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作风，亲小人远君子，任用宦官，不思进取，贪图享乐。
尤其在诸葛亮死后，刘禅老板和他员工们都认识到蜀汉更加没希望完成统一大业了，上上下下都开始混日子。所谓的兴复汉室，到这时连自己人都骗不过去。既然是混日子，那就无非要追求吃喝玩乐，要吃喝玩乐就得有钱。
钱从哪里来？我们知道，羊毛从来都出在羊身上，政府的钱从根本上说有且只有一个来源——从百姓身上征收赋税！
贪官污吏的欲望是个无底洞，只能靠增加税收来满足，而税收过度，自然民不聊生，如孔子所言“苛政猛于虎也”。
因此蜀汉后期政治腐败，失去人心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。
蜀汉后期出现这样的局面，责任是不能过多地追究到刘备和诸葛亮头上的。
也许有人会问，诸葛亮死后不过三十年，蜀汉就灭亡了，这三十年的变化很大吗？
答案是很大，非常大。近的以今天的改革开放来看，三十年，足够来一个翻天覆地了。远的以历史来看，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，统一天下仅仅十五年就彻底灭亡了，三十年，都够完蛋两次了。
一个没有精神的国家，是没有力量的。
蜀汉之亡，不是亡于所谓的穷兵黩武，而是亡于政治腐败，导致国力减弱，更导致失去民心。
因为对混日子的员工来说，混是最重要的，而跟着谁混是不重要的。跟着刘老板是混日子，跟着曹老板或者司马老板也是混日子，没有多少差别。和平年代也就这么混下去了，一旦出什么大事，那是一定靠不住的。
所以，公元263年冬，邓艾率领一万左右的疲惫之卒兵临成都，蜀汉投降派立即占了上风（远远不只是谯周等几个人）。对混日子的员工来说，混才是最重要的，完全没有必要主张抵抗而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。而且投降后，按照惯例还能得到更大的饭碗和更高的工资，那就赶快投降吧，谁不投降就让他滚蛋。
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亡天下，从来不是空话。
蜀汉亡国之前，司马昭晋爵晋王，仅仅两年之后，曹魏就正式灭亡了。蜀汉与曹魏，可以说是差不多同时灭亡。
但偏偏有一些人非要较真说是三国蜀先亡。那么我们不妨也来较真一回。
早在蜀汉灭亡的十多年前——公元249年，司马懿夺得大权，曹魏就名存实亡。尤其是254年司马师废掉曹芳，260年司马昭杀死曹髦之后，人人都心知肚明曹魏天下已经成了司马氏的。就连曹魏纯臣鱼豢撰写《魏略》，写到这里都痛苦得写不下去了。
曹魏的实际灭亡，明显要早于蜀汉。确切点说，应是三国魏先亡。
至于史书上记载曹魏灭亡是在公元265年，只是出于司马氏不想当强盗的心理——如果以夺权的时间算起，那就意味着自己是抢了别人东西的强盗；如果以“禅让”的时间算起，那就意味着自己得天下是顺天应人，说起来就能名正言顺，骗不了别人也能骗骗自己。
很明显，做了强盗的司马氏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强盗的。因此夺权的时间才被忽略不提，“禅让”的年份才成为曹魏灭亡的法定时间。
让你什么时间灭亡，你就什么时间灭亡，想早一点都不行。
曹魏走到这样的地步，如果还说没有灭亡，也就真是自欺欺人了。
曹魏的灭亡，源于兵权的丢失。这表明建立在暴力强权基础上的政权，一旦暴力基础失去了，它的毁灭就指日可待。
天道有常，或因人势而迟，然终不误！
弥留之际的刘备看不到他亲手创建的蜀汉帝国的结局。他明白自己留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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